喬建中

　　從第一次走進屈家營至今，我的音樂生活和學術研究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但屈家營音樂會所引發出來的是一個永不褪色并始終保持著鮮活、獨特、具有當代特色的音樂文化景觀。這道景觀在改變我們的民間音樂價值觀、擴展我們的學術視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方面，影響至為深遠，我在這里愿意將它稱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屈家營音樂會現象”。

　　所謂“屈家營音樂會現象”，它的第一個內涵就是農民為了展示自己，非常愿意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的音樂，并品評其價值。1987年5月，屈家營音樂會應邀赴京，在中央音樂學院演出，農民樂手登上了中國最高音樂學府的舞臺。我在事后的評論中稱：“當那些古樸而又雋逸的樂調第一次飄蕩在具有現代意味的音樂大廳時，當不同國度、不同社會職業的聽眾通過自己的掌聲表達了他們對這類音樂的贊賞和理解時，作為一名聽眾，我心頭頓時涌上一陣強烈的感受：真正的藝術，總能以它所蘊含的獨特美質和耐人尋味的歷史感喚起某種共鳴，從而填平橫亙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鴻溝。”

　　“屈家營音樂會現象”的第二個內涵，則是通過媒體的宣傳，喚起更多的同種樂社保護自己的自覺性。當屈家營音樂會不斷見諸媒體后，冀中平原上許多與之同類品種的樂社紛紛致信或親自來京，向我們報告他們村子里樂社的現狀，并熱切邀請我們去采訪。于是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學術界逐步形成了一個考察音樂會的熱潮。特別是1993年至1995年間，音樂研究所組成“冀中笙管樂普查小組”后，這一學術熱點不斷向縱深開展。

　　第三，就該是這個現象的靈魂人物林中樹其人了。從1985年起，為了音樂會的事，他至少往來于屈家營村與北京上百趟。每當他生出一個想法，他就會登上一雙老式的布鞋，提著一個不能再舊的塑料包，風塵仆仆，出現在固馬公路或京郊、市區公交車上，穿梭于固安、廊坊與北京各文化、音樂主管部門之間。更加可貴的是，他所要辦的事，都事關音樂會的興盛存亡。

　　在他身上，我真的看不到一絲一毫為他個人謀點小私的痕跡。這就是我眼中的老林，一個極有文化責任感、極具文化自覺意識的當代傳統文化的守望者。(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