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各種樂器考級已經普及全國，不但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就連許多中小城市也紛紛開展各種考級，表面上看起來是轟轟烈烈熱鬧異常，似乎音樂的普及已經達到令人振奮的地步，仔細思考卻不免令人擔憂。

     說實話，每次要我去當考級的評委，是一件很令人痛苦的事，眼看著一個個可愛的孩子，手里拿著本可以發出優美琴聲的小提琴，卻臉上豪無表情，兩手像操作機器似的做著一些難以勝任的技術動作，發出“嘰嘰咖咖”的雜音，一天下來在100個孩子中不到十分之一是可以稱為在“演奏音樂”的。看不到演奏音樂帶來的激動，更聽不到心靈的感動。我在問自己：我們這些人在干嗎？是誰逼著他們做這樣痛苦的事？ 

      曾經有一個女孩在考級時徑直走到我的面前：“老師，請你給我打不及格。”我很奇怪：“你還沒考，為什么要不及格？”她說：“我根本沒準備好，是我媽一定要我來的。”我佩服這女孩的勇氣，也為她媽白付了數字不低的考級費用而惋惜。 

     據悉，器樂考級最早是起源于英國，他們的考級包括樂理知識，技術水平，音樂表現，是由專門的機構派人考試的。1987年當時在上海開始舉辦小提琴考級的負責人趙誕青說，從1985年起按照教育部“走向社會”的精神，上海音樂學院辦起了為業余學生的“大課班”受到了廣泛好評，為了使業余學習有個標準，我們參照英國考級的模式也辦起了小提琴考級，第一年有200人，那時，教學都比較規范，考生中良好和優秀的比例較大，也發現了不少人才。考后為優秀教師發獎，舉辦了優秀學生的音樂會，教師，學生，家長三方面都比較滿意。 

    上海的小提琴考級至今已有20年了，其中參加考生的人數雖大大增長，質量卻每況愈下，顯然，考級的迅速發展是與某種經濟利益掛上了鉤，要不然怎么會弄到各個地方為爭取考級設點而你爭我奪呢？又怎么會為了爭取“生源”一再要求考官“高抬貴手”而降低合格標準呢？如果哪位專家還在堅持他心目中的“標準”，對不起，明年您就別來了。你說你專家才能考，我說為什么地方教師不能考？（潛臺詞：你能賺錢為啥我不能？）有人說，希望上級部門來“理順考級”，理得順嗎？

　　有一家權威機構說：“我們是把考級當作事業來抓的。”好像是態度極為負責的樣子。我以為，可能問題的癥結就在此，發展音樂事業，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水平才是我們的事業。古代有這樣一句話：“移風易俗，莫善于樂”音樂可以改變社會的風氣和習俗。可我們確實沒有想到可以改變社會風氣，可以陶冶人心靈的音樂學習竟然在一場經濟與精神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只得讓位于受“孔方兄”來操縱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文化的悲哀。

    在美國或歐州的一些國家，他們的中小學不僅進行一般的唱歌教學，而且還規定每個學生必須學會演奏一種樂器，特別是每所學校都特別重視學生的課余音樂活動，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管弦樂隊或銅管樂隊，經常有校際的交流和比賽,通過開展各種音樂活動來豐富和提高全面的文化修養。他們的學生有的也參加考級，但考級只是其中的一個小部分。
   
　　應該說，在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的好轉，在中國又是獨生子女的情況下，各家各戶普遍鼓勵孩子學習一門樂器是社會的需求，有人說是考級推動了中國業余學琴，我也不能同意這個觀點，恰恰是考級把中國業余學琴引入了歧途。有的家長把考級和學習樂器等同起來：不是要學樂器嗎？好啊，找個老師，快快學，不是有十二級嗎？三年五年把十二級考出來就完事了。有的部門也在推波助瀾，水漲船高地提高門檻：報考我們這里一定要八級十級什么的。于是在家長催促下，教師使出“拔苗助長，巧鉆考級空子”的本領，孩子們被逼得無奈，眼看著連跳帶爬地拿到了證書，到頭來發現，“一切皆空”。如果幾十年下來，我們培養了一大批既不熱愛音樂，又沒有實際演奏能力卻帶著一厚疊證書的人，中國人的音樂水平算是提高了嗎？愛因斯坦參加考級了嗎？袁隆平參加考級了嗎？他們通過學習演奏小提琴促進了科學的成就，孩子如果學音樂不培養對音樂的興趣，這樣的學習還有什么意義呢？